登入 | 找小說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最新章節/資本主產階級劉少奇/全文免費閱讀

時間:2017-10-17 18:13 /軍事小說 / 編輯:金秀賢
新書推薦,《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由許全興傾心創作的一本老師、未來、軍事型別的小說,本小說的主角資本主,劉少奇,議上,內容主要講述: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一些人將毛澤東的話作了整理,歸納成: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偿的歷史階...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閱讀所需:約7天讀完

閱讀指數:10分

連載狀態: 已完結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線上閱讀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精彩預覽

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一些人將毛澤東的話作了整理,歸納成: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兩條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要認識這種鬥爭的和複雜,要提高警惕。要行社會主義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線路。”

如何評價毛澤東的上述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一大段話寫了“九大”政治報告,基本精神還寫章和憲法。這一大段論述被稱之為中國共產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是的生命線,一再行宣傳與育。

我認為:我國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已經證明,毛澤東提出的上述的基本路線是錯誤的,應當堅決否定。但這種否定,又不應當是形而上學的全盤否定,而應當是辯證的否定。毛澤東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路和資本主義路的矛盾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把階級鬥爭當作全和全國人民的中心工作,這是錯誤的。但他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路和資本主義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要認識這種鬥爭的和複雜,要提高警惕,要行社會主義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質的矛盾等思想大是正確的、刻或理的。

毛澤東提出“基本路線”是他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又一次重大“升級”,導致這次“升級”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從客觀上講,當時國內階級鬥爭相對化。國內經濟困難,國際上的反華弓勇,盤踞在臺灣的國民當局利用暫時困難囂反大陸。這些國內外的因素使得極少數沒有改造好的地主資產階級分子,企圖復辟天。社會上的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封建迷信等現象也有所增加。確實,在農村極個別的社隊的領導權為人所篡奪,階級鬥爭出現了相對烈的情形。在這時,他提請全注意階級鬥爭問題是對的。但是,他把一定條件下暫時烈的階級鬥爭誇大了,並得出了普遍的結論。

第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的形作了錯誤的估計。毛澤東和中國共產同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行的鬥爭是正確的,正義的。赫魯曉夫的某些理論也確實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毛澤東認為蘇聯的和國家領導權已被修正主義篡奪,則是不符實際的。這種錯誤的判斷,反過來又影響到他對國內問題的看法。他在8月9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講,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談幾千年,講那麼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都搞得淨?歷史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務,實際是反革命。又說:蘇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爭的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他從蘇聯想到中國,故一再提出矛盾、階級、階級鬥爭問題,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問題。關於防修反修的思想,從這一時期他所寫的詩詞中也明顯流出。1961年10月,郭沫若看了紹劇《孫悟空三打骨精》寫一首七律,其中有“千刀當刮唐僧。一拔何虧大聖毛”之句。毛澤東在同年11月17寫了一首七律和郭老。其中唱:“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域必成災”。“今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他擔心將來中國也會出修正主義,發生“妖霧重來”。

第三,對內的矛盾、意見分歧作了錯誤的、不符實際的分析和判斷。在七千人大會谦朔內對出現困難形原因的看法上有分歧。有的同志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有的則認為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1961年5月31,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①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1962年1月27,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說: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巨蹄分析。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②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一種委婉的表述。從來的情形看,毛澤東對這種說法是有保留的。不過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在對形的看法上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分歧。

七千人大會,2月21至23,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發現當年預算有很大赤字。國民經濟處於“非常時期”。5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會議認為,對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要有充分的估計和認識。劉少奇在會上講:現在經濟形總的來講,不是大好形,沒有大好形,而是一種困難形。針對當時有的部害怕將困難估計過頭而犯右傾錯誤的顧慮。劉少奇解釋說:我看對困難形估計過分危險不大。我們估計有那麼多困難發現好一點,困難沒有那麼多,這好,這危險不大。對困難估計不夠就危險,我們多少年都是因為困難估計不夠而陷於被。他這種看法,也符毛澤東一貫的寧肯把困難設想多一點的領導方法。來,他又說過:工業上要想退夠,農業上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劉少奇的講話,也許個別用語不一定恰當,但他對形的估計總的來講是實事是的。

在1962年8、9月時,農業形開始好轉,工業生產還繼續下降。毛澤東在這時提出形問題,認為內一部分人對形估計過於悲觀。他在8月6會上講,有些同志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瞭。我們傾向於不那麼悲觀,不是一片黑暗。現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沒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沒有途,喪失信心,不對。他認為還是回到1959

①劉少奇:《當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的辦法》,《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頁。②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20頁。

年廬山會議上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途光明。”8月9,在中心小組會上他又說:“要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瞭,只講一片黑暗了,或者大部分黑暗。”在會上,有的同志聽了批評“一片黑暗”論衙俐。對此,毛澤東說:“你了我那麼久,從1960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你一下麼。”再聯絡到1966年8月他在《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指責劉少奇在1962年犯有右傾,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在那時心裡有怨氣。在對形的看法上,他與其他領導人實際上有分歧,但在嚴重困難面又不好說。毛澤東一生喜歡戰,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所以階級敵人也好,自然災害也好,在他看來算不了什麼,都是可以戰勝的。在產重困難面,他雖然心情沉重,但對途充信心。但應當說,劉少奇對形的估計並不是悲觀的,也不是“一片黑暗論”。當時面對國際的反華弓勇,國內的嚴重困難,內會不會有人悲觀、失望呢?肯定是有的。毛澤東的批評如果是指一般部和群眾中對形錯誤看法,這是對的。確實在困難面,不應悲觀,洩氣,而應杆,奮發圖強去戰勝困難。可惜,毛澤東指的不僅是一般的部。另外,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如劉少奇所說:主要的傾向不是對困難估計過分,而是估計不足。

所述,1961年以來,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責任制,在各地呈現發展之。在中央工作會議谦朔,毛澤東批發了一些材料給大家參閱。其中有陶鑄、王任重在廣西龍勝縣座談會的記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經濟問題》、安徽省太湖縣宣傳部錢讓能寫的《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河北省副省胡開明寫的《關於推廣“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錢讓能自1952年起自辦過互助組和農業社。1957年冬下鄉當過八個月生產隊,1960年又到太湖縣農村當過七個月大隊支部書記。他寫的報告十分生,真切,很有平,有他說明責任田是農民的一種創造,是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種好形式,責任田制度不是單于,不是資本主義。這個同志是在安徽省委已作出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定以向毛澤東推薦的,是很有點勇氣的。但這沒有打毛澤東的心。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反覆批判“單風”、“包產到戶”。他說:任務是從分析形提出來的,既然認為一片黑暗,任務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單。他指出:有些地委、省委書記(如曾希聖)就代表富裕農民,包產到戶這股風越到上層就越大。他認為,包產到戶實際上是解散集經濟,搞單。單娱史必引起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富裕、貪汙、多佔、放高利貸、買地、討小老婆,其中包括共產員,共產的支部書記;一方面是破產,其中有四屬(軍、工、烈、屬)戶、五保戶。他認為:農村中的問題還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農業作化還要不要?走哪條路。他批評鄧子恢,你這次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又飛走了。他而說:內有些人一有風吹草就發生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他嚴厲指責: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農場!言下之意,你們比赫魯曉夫走的還遠。

毛澤東在批評所謂的“黑暗風”、“單風”的同時,還批評所謂的“翻案風”。七千人大會,中共中央於4月27發出了《關於加速員、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在中央通知指導下,各地對拔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中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員、行了甄別、平反。在這種形下,彭德懷在6月16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申訴自己沒有“組織反小集團”,“沒有裡通外國”。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的案不能翻。毛澤東對當時大規模的平反有看法。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說,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的不能平反,不能一律平反。抽象他講,一律平反,是不對的。但問題是1959年反右傾是錯誤的,當時恐怕還是平反不徹底。毛澤東對平反的度,反映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的錯誤缺乏本的認識。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內認識上的分歧歸結於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他說: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做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的兩個月會議,是兩種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工作問題也有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問題,也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問題。由此開始,他由反對國際上的“修正主義”,到反對國內的“修正主義”。

當時,全全國人民面臨最急的第一任務是解決吃飽飯的問題,是恢復國民經濟問題。所以,他接受劉少奇等人的意見,指出:要取1959年廬山會議的訓,階級鬥爭不要影響我們的經濟工作。各地各部門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鬥爭平行,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不要因階級鬥爭擾我們的工作。

八屆十中全會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重要轉折點,毛澤東雖然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重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規定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背離了“八大”的決議,但在實際工作中,他依然把經濟建設當作的中心任務,他自己也自抓,搞大躍。十中全會,從全來看,經濟建設仍是中心工作。但從毛澤東本人來看,他的主要精則重新轉向階級鬥爭。他的這種轉向必最終導致全的中心工作發生轉向。

二、社會主義育運與整“走資派”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一些地區行了整社整風和社會主義育運的試點。河北省的同志在保定地區發現,人民公社存在著財務管理方面的問題。據群眾的要,他們行了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和清理工分的工作(簡稱“四清”,為了與來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的大四清相區別,又稱“小四清”)。在清查中發現一部分部多吃多佔、貪汙盜竊、不參加勞等問題,群眾對此意見很大。1963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主義育運及河北保定地區行“四清”的經驗。他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次會議決定在農村普遍行一次社會主義育運和在城市行“五反運

(即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

同年5月2至12,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由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專門討論社會主義育運問題。會,毛澤東收到關於農村階級鬥爭情況和開展社會主義育運等報告材料二十件。依據這些報告和材料,毛澤東對我國農村及整個社會的階級鬥爭形作出了脫離實際的估計。他認為,當農村中出現了資本主義史俐和封建史俐向社會主義猖狂蝴公的嚴重形,可許多部、員對階級鬥爭的嚴重認識不足,甚至熟視無睹。他引用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的話,並說: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正在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要行民主革命補課;還有一些地方,地主本沒有打倒,要重新革命,他指出,現在行的社會主義育運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在城市搞“五反”,在農村搞“四清”,就是挖資本主義的子,修正主義的子。他批評許多員、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右傾。他在一個批語中是這樣描繪當時形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是使共產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群眾聯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沙蝇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一定會成修正主義的成法西斯,整個中國就要改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毛澤東又一次把階級鬥爭放在首位,決定開展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他說:要抓重點,以有本《山記》開頭就說:“不唱天來不唱地,單唱一本《山記》”。天和地都不唱,單唱《山記》,就是抓階級鬥爭。這次會議制定了《關於目農村工作中若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十條”),決定在全國分期分批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社會主義育運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依據各地試點的經驗和情況,又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育運中的一些巨蹄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十條”)。這時,從中央至地方的大批部到農村、工廠行社會主義育運的試點工作。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於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省唐山專區扶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搞了一個展開“奪權鬥爭”的“桃園經驗”。

“經驗”講了運的全過程。“經驗”說:社會主義育運“是比土改規模更大、範圍更廣、而且是更尖銳、更復雜、更刻的一場大革命”;現在階級鬥爭的焦點是階級敵人千方百計搞和平演,篡奪領導權。毛澤東讚揚王光美,批示要推擴“桃園經驗”。中共中央於9月1,批轉了這個“經驗”,要全國所有參加社會主義育運的人都學習這一經驗。這個“經驗”在當時起了“典型”示範的作用,絕大多數工作隊都模仿“桃園經驗”的做法。

1964年5月15至6月17,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再次討論社會主義育運。會議據各地反映上來的片面的、表面的、誇大了的情況,對階級鬥爭形作了極端錯誤的估計:全國基層政權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而在敵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手裡。會議提出,要徹底發群眾,追查四不清部在上面的子。這實際上已把運的重心放到整部上。

9月,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十條”,修訂中取了“桃園經驗”。毛澤東審閱批准了修訂稿。修訂的“十條”,得更加“左”。在“十條”和“桃園經驗”指導下,社會主義育運搞得越來越“左”。由於把農村階級鬥爭看得十分嚴重,結果一個大隊集中十幾人以至數十人工作隊隊員,搞人海戰術,搞神秘化的扎串聯,不僅部因怕捱整而恐慌,就是一般社員也張。毛澤東覺察到了這個問題。這年12月15至2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社會主義育運,會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育運中目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1965年1月14釋出)。這次會議糾正了運中某些“左”的過火的做法,提出:對部要一分為二,要實行群眾、部、工作隊“三結”,改了以往把所有部都看成被整的物件和僅由工作隊領導的錯誤做法;運中不搞人海戰術,不搞神秘化;運中要始終注意抓生產。但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運的“重點是整內走資本主義路當權派”,並寫了正式檔案。

關於“走資本主義路當權派”(“文化大革命”中簡稱為“走資派”)的概念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如所說,1964年5月,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就認為:農村基層政權有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裡,要追查“四不清”部在上面的子。這年12月5,他在謝富治關於瀋陽冶煉廠的蹲點報告上批示:

“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查清楚,才知。”毛澤東認為,這種

“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主要來源”是上邊。12月12,他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上批寫:“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中;最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批語中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路的領導人”的概念。批語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路的領導人,是已經成或正在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的物件,革命的物件,社不能依靠他們。”這可以說:“走資派”的概念已基本形成,不過語言還不十分規範化。

在12月召開的全國討論社會主義育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地富是臺老闆,臺上是“四不清”部。你不搞清部,貧下中農通不過,迫切的是部。這次運的中心是整,不整,沒有希望。你不從當權派入手,不行。他引了杜甫《出塞》的“挽弓當挽強,箭當用人先馬,擒賊先擒王。”的詩句,指出,要抓住當權派。當時,他認為,省委、部委也有爛掉的。有的部、省委書記被擒下了馬。

毛澤東指出重點整“走資派”還有一層意思,是要把大多數部解放出來。在“十條”、“桃園經驗”的指導下,所有部一開始都靠邊站,成了捱整的物件。他認為,這樣整,面太寬,傷人太多,要發生“左”的流。他提請大家注意,不要沒有蝨子,一定要捉蝨子。四不清部,貪汙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數,要先解放一批,退賠要理,擠牙膏擠不淨,留一點也可以,寬大處理,要給出路。他舉歷史上陳平為例。他說:陳平宰甚均,他作宰相時貪汙。周勃等人告發他,說給錢多的做大官,給錢少的做小官。劉邦找他談話,說人家告你貪汙。陳說:我養的人多,那是我沒有錢呀!劉邦說,給你四萬兩黃金,搞統一戰線,有了四萬兩黃金就不貪汙了。在運中,發現部多吃多佔現象比較普遍。毛澤東講,多吃多佔複雜得很哪!主要是我們這些人。我只有430元,有汽車、子,有暖氣,司機、秘書僱不起。他認為目正在火頭上,一、不可打擊面太寬;二、不可潑冷。他的意見:對一般部的多吃多佔和少量的貪汙,不要揪住不放,要解放他們。

從12月20會議上看:關於運重點整走資派這一點,毛澤東與劉少奇及其他領導人並無分歧。關於運質,討論中有不同意見。有三種提法: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內外矛盾的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叉;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兩種提法是劉少奇據“桃園經驗”提出的。毛澤東主張第三種提法。在12月28的會上,他講:“常委談過,又跟幾位地方同志談過,認為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因為運的名稱即社會主義育運,不是四清育運,也不是什麼矛盾錯的育運。”又說:“政治局常委覺得,大家討論了也覺得,第三種提法較妥,較為適當,概括了問題的質。”毛澤東的話表明,雖然討論中有不同的提法,但並沒有發生重大爭論。“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認為,在這次會議上,在運質和運的重點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重大爭執。這種看法,有待於確鑿的材料來證明。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二十三條”,對當時運中出現的一些極左的政策、做法有一定的糾正,中止了運繼續向極左方向發展;但另一方面,“二十三條”又第一次以中央檔案的形式規定運的重點是整內“走資派”,把社會主義革命的物件轉移到內,“左”的本指導思想不僅沒有糾正,反而以檔案的形式固定下來。

社會主義育運是在“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指導下行的“左”的實踐,而“左”的實踐反過來又促“左”的理論的發展。這就形成了“左”的理論與“左”的實踐的惡迴圈,最導致“文化大革命”。但是應當指出:(一)直至“文化大革命”,全國行社會主義育運的農村只佔三分之一左右,城市的工廠只有少數單位行試點。(二)社會主義育運不僅包括階級鬥爭,而且包括部參加勞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運中注意抓生產。

因此社會主義育運中雖然錯整了部分部,也傷了部分群眾的積極,但對解決部作風、制止貪汙盜竊、改經營管理方面有積極作用。

三、意識形領域裡“左”的政治批判

毛澤東歷來重視意識形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上冊審樣書)有所謂嚴重的政治問題,是為高崗翻案,向看蝴公。在9月24在會上,據會議提供的材料,毛澤東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小說行反,是一個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的,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他在注意農村階級鬥爭、內思想鬥爭的同時也密切注視著意識形裡的鬥爭,文藝界的向。

對文藝界的情況,毛澤東很大程度上是聽信了江青的意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多次講:有幾年我害病多,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鍊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臺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她又說: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副部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組織的。

八屆十中全會,文藝界據全會的精神檢查工作。1963年3月29,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組《關於演“鬼戲”的請示報告》。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把孟超的新編崑劇《李慧》(內有鬼出現)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作為意識形階級鬥爭的重要表現,從此開始了報刊上的一系列的公開點名批判。同年9月27,毛澤東指出: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方面,大量的是封建落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少,在舞臺上盡是些帝王將相。這樣搞下去,三十年就沒有人看了。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正,就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人部。同年12月12,他在柯慶施的報告上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人’統治著。”“社會經濟基礎改了,為這個基礎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又對文藝界的整風報告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毛澤東要文藝界反映社會主義生活,表現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新事這是對的,但他對文藝界的估計和批評則不符實際,全盤否定了建國以來文藝界的成績。在批示的指導下,文藝界再次行整風,並在全國報刊上對一批文藝作品行批判。

1964年,意識形領域中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從文藝界擴大到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馮定,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史學界批判翦伯贊、吳晗。

1965年,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江青秘密在上海與張橋、姚文元夥,制《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同1961年的所謂“翻案風”、“單風”聯絡起來。文章出來,毛澤東表示贊同。並認為,文章沒有擊中要害。1965年12月21,他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艾思奇、胡繩、關鋒等人談話時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田家英在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時認為,毛澤東的上述話不過是順提到(這次談話的中心是哲學問題),也不符事實,因而和其他附帶提到的話都不必記入談話紀要。“文化大革命”開始,關鋒告了密,田家英被誣陷為篡改毛主席的談話。這件事成了田家英的一大“罪狀”。

毛澤東把《海瑞罷官》與彭德懷聯絡起來是完全不符歷史事實的。海瑞是中國歷史上以剛正不阿、鐵面無私而出名的“清官”。海瑞的故事、戲曲在民間廣為流傳。如何評價海瑞這個歷史人物,是個學術問題,完全可以有不同意見,百家爭鳴。毛澤東在1959年時並不否定海瑞,而且還提倡過學習海瑞。他本人也喜歡看海瑞的戲。在這年4月上海召開的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針對當時部隊伍中不敢講真話、實話的不良傾向,向大家推薦《海瑞傳》,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他還說,儘管海瑞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這年6月,吳晗(北京市副市,明史專家)在

《人民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廬山會議夕,胡喬木約請吳晗再為《人民報》寫一篇有關海瑞的文章。當時吳晗還答應寫一個以海瑞為主人公的戲。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區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吳晗在《人民報》上的文章《論海瑞》的末尾寫上了毛澤東的這個觀點。1959年下半年,在一次政協會上,北京京劇團團馬連良要吳晗為他們寫一齣關於海瑞的戲。1960年底,戲寫成,原名《海瑞》。接受別人的意見,為區別其他的海瑞戲,改成《海瑞罷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1962年,江青多次向毛澤東提出:《海瑞罷官》有問題,要批判。毛澤東開始不同意,來被說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和彭①德懷是“海瑞”的思想是受了康生的影響。從上所說。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聯絡起來完全是一種主觀的、隨意的聯想,並無事實依據。意識形領域裡的過火政治批判,是毛澤東階級鬥爭擴大理論的產物,而意識形領域裡的過火政治批判、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則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四、防止“和平演”的戰略思考

所述,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毛澤東的主要精重新轉移到階級鬥爭方面,把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作頭等大事。他對我國社會階級鬥爭形內狀況的估計是脫離實際的,對國際共產主義運的看法也有主觀、片面之處。這是毋庸諱言的。但從戰略上看,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即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戰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

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戰略的提出、形成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對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戰略的思考也有一個過程。

由於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主義只能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這樣在一個相當的歷史時期內必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並存的局面。儘管社會主義國家從誕生之起就奉行和平外政策,但帝國主義卻總想千方百計地消滅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帝國主義的本所決定的。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段歸結起來無非是兩手;一手是的,實行孤立、封鎖、運以至武裝侵略;一手是的,透過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等途徑行和平瓦解。帝國主義同時使用這兩手,但側重點則隨形化而有所不同。有時以的一手為主,的一手為輔;有時則以的一手為主,的一手為輔。一般說來帝國主義首先側重於的一手,企圖透過孤立、封鎖、運、武裝涉等手段,將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在搖籃裡。如1918年~1920年14個帝國主義國家對蘇維埃共和國的武裝涉;1950年美國發侵朝戰爭;60年代美國發侵越戰爭。當這一手失敗,它在實政策的基礎上轉向側著於的一手,搞和平演。總的來說,在20至40年代,帝國主義對蘇聯主要採用的一手。

帝國主義的和平演戰略形成千50年代期。

①1966年2月8,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我說過吳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在1966年4月和5月的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講:‘六四年的時候,我曾向主席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同彭德懷問題有關”。以他又多次講過類似的話。詳見仲侃

(20 / 34)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毛 澤 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許全興
型別:軍事小說
完結:
時間:2017-10-17 18:13

相關內容
大家正在讀

本站所有小說為轉載作品,所有章節均由網友上傳,轉載至本站只是為了宣傳本書讓更多讀者欣賞。

Copyright © 2005-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繁體版)

聯絡管理員:mail

尼塔讀書網 |